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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枪打牛强的事我开始没敢跟牛婷说。等我们到了南方，安顿下来，生完孩子两年后，我才对牛婷说了那晚我做的事。

    她还是那样平静的看着我，很久很久。三天以后她问我：

    “他还好吗？”

    “听说命保住了，只是永远也站不起来了。”我低着头回答。

    “走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家。”牛婷依然一脸平静的望着我说。

    “可是！如果回去我会被抓进去判刑的。”我这是第一次和她有了意见上的分歧。

    “你既然做了，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负责就要我回去蹲上几年大牢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和孩子会等你的。”

    我们之间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到此就结束了。三天后，我和牛婷抱着孩子踏上了归程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矛盾的。当初那件案子在贵安闹得沸沸扬扬，据说演绎出十几个版本的黑帮火拼大戏。用警察的话来讲就是社会影响很坏。我知道即便是我回去自首，等待我的至少也是八到十年的刑期。

    可如果我不回去，我失去的将有可能是我生命的全部。这其实是个只有一个答案的选择题。我能做的，只是尽量的去克服自己内心对监狱和失去自由的恐惧。

    看着我身边抱着孩子靠窗而坐的牛婷，她那一脸的平静和淡定，还有她怀抱里正在酣睡的孩子那可爱的脸蛋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

    八年，很长。八年，又很短。比起我和她之间的承诺，这些又都算得了什么呢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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